在一个理想世界里，我宁愿让我的头脑只用于思考，纯粹地思考。我害怕某个瞬间，当思绪飘散，感受涌起，人便要面对那永恒的挑战：如何逃避那个你无言以对的空虚。无言之时却要言说，便是犯错。我已经说了——通过写作这本书，或任何一本书；为了自己，也对抗着自己。慰藉在于我选择的语言。而悲哀，在于终究还是说了。
非此即彼：杂音的合唱
作家创作的一切，皆为遗作。
——克尔凯郭尔，《非此即彼》
有一次，一场朗读会后，有个人穿过停车场追上我，坚持说我不该当作家，该当单口喜剧演员。有一次，一个采访者对我说，考虑到我笔下某些人物的阴暗，我算是“很有礼貌”了。有一次，有人跟一个朋友提到，她本以为我是个“有点礼貌的移民”，结果惊讶地发现我在她参加的一个活动上“相当泼辣”。人们太常问我，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快乐，写的却是忧郁、孤独和沮丧。
快乐与绝望并非猎户座与天蝎座，不能在人情感的天空中同时存在。阴暗与礼貌无关；泼辣也与客气无关。我从未刻意去写忧郁、孤独和沮丧。我保守着自我，不强加命运于笔下人物；在他们中间，我和在生活中一样，保持着私密性。一个人文字的遗世声名，无论真实还是误导，都是他人撰写的悼词。
我们谈论的这个读者是谁？为何还没见面就开始怨恨他？
——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一名学生
作家和读者绝不该被允许见面。他们活在不同的时间框架里。当一本书对读者而言有了生命时，对作家来说它已经死了。
作家或读者越界都是荒谬的，然而双方却常常无视人物设定的边界：作家坚持他的在场（在字里行间），试图规定他的作品该如何被阅读；或者读者阅读时并非真正好奇人物本身，而是旨在评判作家。
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的文章。对于一个作者来说，要公正地评判对自己作品的批评分析是相当困难的——我必须承认，比如我，总是觉得赞扬太过，而指责太轻。我不将这种印象归因于胆怯或谦虚：它或许只是自爱所乐于采用的众多伪装之一。
——屠格涅夫致亨利·詹姆斯，关于后者对屠格涅夫作品的评论
狄德罗曾在某处说过：“人在死之前，已多次跟随自己的灵车。” [Avant sa mort l’homme suit plusieurs fois son propre convoi.] 而现在，我不得不走在自己文学棺材的后面了。
——屠格涅夫致其兄弟，关于同代人对其《处女地》的攻击
一位隐居的成功作家告诉我，他曾私下写作十年，并有过将毕生作品锁进抽屉的想法。他想象着，待他死后，人们会发现他的天才，而他则无需再为自己的文字负责。
或许只有一种绝对的自爱才能支撑这样的信念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寻求这种极端。没有生，便没有死。当一个作家跟随自己的文学灵车行进时，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，究竟是勇敢还是怯懦？
华裔作家在英获大奖；被指为迎合西方偏见而出卖中国
——新闻报道，2015年4月
那是漫长的中西部冬天过后第一个真正的春日。我在芝加哥一家阳光明媚的酒店休息室里浏览着中英文新闻网站。重返这座城市，就像重返青春。我刚到美国时，曾去那里参加一个免疫学会议。那是感恩节前一周，我站在密歇根大道上，看着美国人观看游行，惊叹于他们竟会自愿参加这样的节庆，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快乐。我也曾在**广场参加过庆典和游行，不过那都是政治任务。尽管如此，有些记忆还是会带来对北京的失落感。长安街两旁那些两层楼高的巨幅画像：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，我们这一代每个孩子都熟记于心的前四个外国人的名字和面孔。怀旧并不总与政治一致。
我正想着把这种感觉记入日记，这时点开了一个关于那位中国作家的报道链接，迎面撞见的却是自己的名字和面孔。
一个完整圆圈的必然性：人写作是为了逃避那定义自己的无所不知的声音，最终却又回到同样无所不知的声音那里，而它也肆意定义着你的作品和你自己。
或许对作家最大的压力来自社会中的社会：他的政治或宗教团体，甚至可能是他的大学或雇主。在我看来，他可以声称的一项特权，或许与他的同胞共通，但可能更安全些，那就是不忠……不忠是我们的特权。但这是社会永远不会承认的特权。因此，我们这些能够安然不忠的人，就更有必要让这个理想保持活力。
——格雷厄姆·格林致伊丽莎白·鲍恩
我习惯了被一些中国人——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——视为文化叛徒。“她为什么不用中文写作？”人们问；“如果她不用中文写作，她有什么权利写我们的国家？”
一个群体的集体情感，往往比个体的感情更脆弱。当一群人出于受伤害的情感而指控我任何罪名时，我几乎不感到懊悔。写作，只要是属于个人的私密自由，就永远会是不忠。
个体并非与外部敌人战斗；它是与自身及其所爱战斗到底，出于自愿。
——克尔凯郭尔，《非此即彼》
在我离开芝加哥之前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转述了中国的负面评论，是姐姐告诉她的。我当时想到，这消息肯定也被我丈夫看到了，他也浏览和我一样的新闻网站。知道我的家人会目睹我的名字被辱骂：我对他们负有什么义务？
写作是件令人困惑的事。一个人的内在时钟，设定在一个全然私密的时间里，只与他所写的东西同步。生活则在另一个时区里度过。夹在中间的是家⼈。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内在时钟的影响，人甘冒疏远他们的风险；若要将他们纳入其中，又冒着侵扰的风险。
“我有好多故事要告诉你。我觉得你应该把它们写成一本书，但你却对它们没兴趣。”
——母亲在电话里说
“我不觉得那是她想要的。”
——父亲在电话里说
多年前，我为一篇作为论文答辩的散文集辩护时，委员会里的一位作家问起我母亲在叙述中的缺席。“母亲并非总是一个故事的核心，”我说，“也许我母亲只是一个扁平人物。”“如果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会很想知道这一点。”“知道她是个扁平人物？”我说。“不，知道你认为她是，”他纠正我。
不写，如同写作一样，也可以是不忠。如果一个人拒绝讲述关于母亲的故事，这是否比背弃母国和母语更糟糕？
“让我感兴趣的是作家表达自我的驱动力。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欲望。”
——我丈夫说
我写作，真的是为了表达自我吗？如果我思考一下，我自身到底有什么需要被表达：几乎没什么新鲜的。这种孜孜不倦的写作冲动，必定与那些无法言说之事有关。
我难以讲述的故事：上大学一年后，母亲退学搬到北京，为了离她母亲近一些，而外婆在一年内就去世了。由于违反了户籍和教育规定，母亲没有口粮，外婆为了母亲，一直饿着肚子，直到生命尽头。
我拒绝讲述的故事：母亲的“非此即彼”。“你是想要一个疯妈妈，”她总是这样问我们，“还是一个死妈妈？”那种没人想要死妈妈的假设，纵容了所有行为。
我想要忘记的故事：丈夫说，我从医院打出的每个电话都以询问母亲情况开始。“你有你的孩子们，”他说，“而她不在其中。”
有件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。我被送到了七重天。所有的神祇都在那里集会。蒙受特恩，我获准许一个愿望。“你要青春，还是要美貌，或者权力，或者长寿，或者最漂亮的姑娘，还是我们这百宝箱里许多其他珍奇玩意儿中的任何一样？”水星神说，“选吧，但只能选一样。”我一时不知所措。然后我对众神说道：“尊敬的同时代诸神，我只选一样：永远让笑声站在我这一边。”没有一个神回答一个字；相反，他们全都开始大笑。由此我断定，我的祈祷实现了，而且众神懂得如何有品位地表达自己，因为庄重地回答“已经准予你了”恐怕不太合适。
——克尔凯郭尔，《非此即彼》
就在母亲转告中国消息的同一天，一位二十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给我发来邮件，附件里是我们同学们匿名交流的评论。多年未与他们任何人联系，我对信息中的恶意感到震惊：嘲笑着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现在的我，夹杂着对我少年时代的讥讽。发邮件给我的那个男生曾经要求我吻他。“为什么？”我当时问，那时我十八岁，丝毫没有这样做的想法。我忘了他给了什么理由，也忘了我是如何拒绝的，但过去，即使已经过去，总会回来索取它本无权索取的东西。比那些拒绝进入你故事的人更糟的，是那些坚持要占据一席之地的人。